
1992年秋天,美国纽约的夜格外长。曼哈顿上东区一栋公寓里,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靠在躺椅上,手边放着《圣经》和一杯温水,窗外车灯来来往往,她却只是怔怔地望着半空。贴身护士轻声提醒她吃药,她摆摆手,声音有些发飘:“没有铜钿了,以后啊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旁人只当是老人家年纪大了,说话有些糊涂,护士却知道,“铜钿”两个字背后,是她不愿触碰的一段关系,一段剪不断的牵挂。这位老人,便是远离故土多年的宋美龄,而她嘴里念叨的“铜钿”,指向的正是刚刚离开人世不久的干女儿孔令伟。
很多人知道宋美龄是蒋介石身边的“第一夫人”,却未必清楚,在她漫长的一生里,真正能走进她内心的年轻人,屈指可数。孔令伟算一个,而且还是极特别的那种。两人之间的情分,从抗战烽火,一直拖到流亡生活,再延伸到美国病榻前的握手告别,时间跨度将近六十年。
有意思的是,这段在外人看来充满温情的“母女情”,背后却掺杂着权势、金钱、性格缺陷,甚至是对他人生命的漠然。很多细节,不得不说颇为刺目。
一位晚年日日喊着“没铜钿了”的老人,一位从小张扬跋扈的“孔二小姐”,她们究竟是怎么绑在一起,又一步步走到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的结局?这中间的转折,要从那个被宠坏的“假小子”说起。
一、从“孔二小姐”到“小福星”:一个被纵坏的豪门女儿
孔令伟1916年出生于上海,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第二个女儿。按辈分算,她是孔子后裔,也出自宋家,血统极“金贵”。可这位二小姐,从小就压根不像个“名门闺秀”。
她童年时的名字其实叫“孔令俊”,书本照样读,可她对裙子没兴趣,对琴棋书画也提不起精神,偏偏对西装、皮鞋、短发情有独钟。家里人劝她穿旗袍,她笑笑就换回西装;别人喊她淑女,她偏要把头发梳成大背头。到后来干脆自己把名字改成“令伟”,听起来更像男名,这一点多少折射出她骨子里的叛逆。
顽皮不是问题,问题在于她很早就尝到了“有权有势”的甜头。十岁学会射击,十三岁学会开车,大人看着她娴熟的技术,嘴上夸聪明过人,心里也多少得意:孔家二小姐,能文能武。
然而,这些本该用在正路上的本事,被她玩出了另一种味道。南京时期,有一次,她在街上驾车横冲直撞,被执勤警察拦下训斥。换作普通人,认个错也就过去了,可她一怒之下拔枪,当街开火,命案就这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这在当时的南京,其实算不上秘密。警局明知是谁,却因为孔家、宋家在政坛、金融界的能量,不敢追究。于是坊间传出一句话:“你不要神气,小心出门叫你碰上孔二小姐。”看似玩笑,却满是寒气。
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后,类似的事又上演一次。那时重庆实施灯火管制,夜里车灯必须遮挡,以免暴露目标。但孔令伟心情好,偏要开着大灯驱车回家。士兵上前阻拦,她不但不减速,反而猛踩油门撞上去,嘴里还破口大骂。受伤士兵被抬走,事情再一次悄无声息地被压下。
这样的经历,对一个年轻人的心性影响可想而知。她渐渐形成了一种危险的错觉:只要背后站着孔祥熙、宋霭龄,后来还有蒋介石、宋美龄,就可以在规矩之外随性而为。法律、军纪、规章,不过是给普通人准备的。
很多人好奇,这样一个飞扬跋扈、不按牌理出牌的女人,为何偏偏会被宋美龄视若至宝?其中既有性格的投合,也有情感的寄托。
二、“干女儿”与“福星”:战争硝烟里的命运勾连
宋美龄1897年出生,比孔令伟大足足十九岁。她受的是美国教育,从小崇尚西方生活方式,也爱穿西服,敢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,性格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。正因为如此,当她遇到同样偏爱西装、举止豪放的孔令伟时,很容易产生一种“性情相近”的好感。
更关键的是,宋美龄一生无子女。这在重视传宗接代、讲究“儿孙绕膝”的旧家庭观念中,是难以言说的缺憾。宋霭龄看在眼里,心里明白这个妹妹需要一个寄托,于是默许甚至主动促成了这门“认亲”。孔令伟改口叫“干妈”,宋美龄暗自视若己出,关系就是这么慢慢黏在一起的。
宋美龄常对亲近的人说,孔令伟“天生豪放,男生女相,很像我”。这句话听上去轻描淡写,其实透露出一种心理投射。她把年轻时的自己,某种程度上映照在干女儿身上。两人谈西方文化、谈宗教、谈歌剧,比起传统闺秀,她更乐意和这个“假小子”打交道。
值得一提的是,宋美龄对孔令伟的感情,在一场生死危机后,突然被赋予了“命中有恩”的意味。抗战期间,为鼓舞一线将士士气,宋美龄亲自率慰问团前往上海一带,行程紧张而危险。那天车队排成一列,宋美龄照例坐在第二辆车,前后都有警卫。
偏偏就在出发前,孔令伟闹脾气似的跑来,一定要干妈到后面车上去坐。她撒娇也好,软磨硬泡也罢,总之态度坚决。宋美龄拗不过,只好顺着她,换到了后面一辆车。原本预定坐后车的官员,则被安排到了宋美龄原来的位置。
车队开出不久,被日军侦察机发现。飞行员从空中俯瞰,见第二辆车款式最讲究,还以为里面坐着最高级别的要员,便把火力集中打了过去。密集的弹雨瞬间将那辆车打得面目全非,车上人员无一生还。
后排车辆迅速躲避,车队散开。等确认安全后,宋美龄才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擦着鬼门关边缘掠过。她情绪激动,当场就说:“要不是令伟拉着我去后面,我这条命早就没了,她是上帝派来的小福星。”
从那一刻起,“干女儿”这个称呼,在宋美龄心里又多了一层意义。她不仅是感情寄托,还被视作“保命恩人”。这种心理上的感激,后来演变成对孔令伟的近乎无底线的纵容。
抗战结束后,孔祥熙身居高位,孔家财富滚滚而来。加上宋家、蒋家的特殊地位,权钱交缠,盘根错节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孔令伟仗着干妈的庇护,参与金融运作、创办机构、经手巨款,捞钱的手法越来越“娴熟”,也越来越大胆。
宋美龄对这些,并非全然不知。她或许看到了干女儿在各种场合的豪奢生活,看到了她借名义、用关系大肆牟利,却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有时甚至在关键环节出面帮她打招呼,扛一扛压力。
从情感角度看,这是一位没有亲生孩子的女人,对一个陪伴多年的晚辈的偏爱。但从更大的格局看,这种宠爱带着明显的破坏性。规则被轻易踩在脚下,手中的权力被当作家产去挥霍,既损人,也害己,只是那时候,被迷雾遮住的眼睛看不清结局。
三、台湾到美国:荣华背后的空虚与“铜钿”的来历
1949年,战局已成定势,南京、上海相继易手。对蒋介石集团来说,退守台湾是唯一的选项。蒋介石、宋美龄以及亲信、家族成员,携带大量金银证券,分批撤往台湾,孔令伟也选择跟随干妈这一边,而不是远赴美国的父母。
这一选择不难理解。一边是从小最亲近、处处偏袒她的干妈,一边是长年忙于政务、金融运作的父母,感情天平自然倾斜。而且在台湾,她仍旧可以享受“第一夫人身边人”的特殊待遇,日子照样奢侈自在。
到台湾后,孔令伟利用宋美龄的信任,参与创办妇联会、医院等机构。这些单位当然有对社会的实际功能,但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中,它们也是掌握资源、分配利益的重要渠道。她在其中穿梭,身份特殊,出手阔绰,钱自然源源不断流入自己的口袋。
1975年4月,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,终年87岁。这对整个台湾政局是一场巨大震动。蒋经国要接班,旧人新人的利益都要重新洗牌。宋美龄心里明白,自己的时代基本走到拐点,再留在台湾,意义已不大,反而可能卷入口舆是非。
同年,她以“赴美疗养”为由离开台湾,在美国长期定居。为保证生活质量,她带走的行李和随从数量惊人,据当时在场人士回忆,前前后后动用了三架飞机分批运输,生活用具、细软、文件一应俱全,阵势堪称庞大。
在美初年,她的花销仍由台湾方面负担,当然也有旧部、华侨敬奉,表面看几乎没有经济压力。但环境变了。离开了那个熟悉的政治舞台,离开了经年习惯的“众星拱月”,她虽然衣食无忧,却难免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空虚。
在这种情况下,孔令伟的角色就凸显出来。她陪宋美龄聊天、散步、看报纸,偶尔替她对外联络旧人,既像女儿,又像贴身秘书。宋美龄年纪越来越大,对这个干女儿愈发依赖。有时候,夜里睡不着,会让人把孔令伟叫到房里,坐在床边说话,一说就是两三个小时。
不过,孔令伟并不是心甘情愿只做个“陪伴者”。她性子里那股好动、贪玩、享乐的劲,从来没有消失。美国是资本社会,讲究个人空间,没有人会把她当成“孔二小姐”,更不会因为宋美龄的面子就处处行方便。她看在眼里,难免有落差。
一边是干妈身边的显耀身份,一边是内心对自由、对旧日权势的怀念,她心中有一根绷得很紧的弦。有些时候,她会对身边人抱怨:“在这里,算什么呀?花再多钱,人家也不过看你一眼。”话说得轻飘,却藏着不小的委屈。
就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,她养成了一个有点微妙的习惯——常以“汇钱”表达对宋美龄的孝心。虽然宋美龄本身并不缺钱,但孔令伟时不时从台湾、香港等地运作资金,寄回美国。“铜钿”这个词,是完全上海味道的说法,带着些调侃,也带着老上海人那种对金钱的亲近感。
贴身护士后来回忆,宋美龄最开心的几件小事,除了收到老照片、旧信件,就是听人报告:“令伟又寄了一点钱来,说是给您买东西用。”每逢此时,她会略略扬起下巴,嘴角往上翘,半真半假地说:“这个孩子,总算有点孝心。”
在别人眼中,这不过是一笔笔款项,落在她心里,却像是一根遥远的线,连接着台北、纽约,也连接着过去那一整段已经倒塌的旧世界。所以,当“铜钿”不再出现时,她才会那么频繁地自言自语:“没有铜钿了。”
四、罹患癌症、拒绝治疗:任性到生命尽头
时间来到1992年,这一年对孔令伟来说,是个急转直下的关口。她在台湾体检后被查出直肠癌,医生建议尽快手术,再配合化疗,或许还有一线机会。消息传出,身边人都为她捏一把汗。
不过,她给出的反应相当“孔二小姐”。面对医生长篇解释,她听了一会儿,突然冒出一句:“化疗那么苦,我才不要。”态度干脆利落,几乎没有犹豫。医生只得劝她仔细考虑,她却摆摆手,把病例往旁边一推:“活就活,死就死吧,痛成那样,我不受。”
有必要说明一点,以当时的医疗水平,美国在癌症治疗方面明显优于台湾。如果她真心想延长生命,最合理的选择其实是留在美国,按照严格流程治疗。但她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要回到台湾。
她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离开宋美龄身边,而“回台治疗”听起来最合适。宋美龄虽有不舍,却也无法阻拦,只能叮嘱身边人全力照料她。这位惯会用情绪拿捏长辈的“干女儿”,在这一点上也没变,甚至可以说,连告别的方式都带着算计。
回到台湾后,她并没有马上投入系统治疗,生活方式几乎照旧,宴会该参加还参加,好友聚会照样不落。医生再次提醒,她依旧不以为然。短短几年时间,癌细胞便迅速扩散,身体每况愈下。
1994年,宋美龄已经97岁。她在美国收到消息:孔令伟病情危重。听完转述,她沉默了很久,最后只说了一句:“我要回去看看她。”身边工作人员极力劝阻,担心高龄旅途劳顿出事,她却态度坚决。
经过多方安排,这位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政坛女性,还是飞回了台湾。病房里,一位躺在床上的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,一位赶来看她的,是九十多岁的老人。两人手握在一起,说话的声音都不算大。
有护士在门口听见片段对话。孔令伟苦笑着说:“干妈,我真没想到,会躺在这里。”宋美龄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手,半晌才回一句:“你小时候,哪肯乖乖躺着?”
短短一句话,勾起多少往事。抗战时期的车队、重庆的夜路、台湾的宴会、美国的客厅,全在这寥寥数语中闪回。她们身边的人,有的已入黄土,有的散落各地,而此刻,她们自己也站到了生命的悬崖边缘。
宋美龄在病房守了近一周,身体明显吃不消,最后不得不在医生反复建议下返回美国。她离开时,孔令伟的状态看着似乎好了一点,说话有力了,脸色也红润些。很多老年病人到晚期都会出现这样的“回光返照”,当时不少人心里隐隐不安,只是没有人敢直说。
不到二十天,噩耗还是传到了大洋彼岸。1994年11月8日,孔令伟在台湾病逝,终年七十八岁。消息刚转达完,宋美龄整个人往椅背上一靠,脸色发白,据在场者回忆,她一度差点晕过去。
按照安排,孔令伟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,运往美国,由宋美龄主持葬礼。亲属们为她脱下标志性的男式服装,换上旗袍,将名字恢复为“孔令俊”。一生爱扮男装的“孔二小姐”,最终还是以女儿身的模样,躺进棺木。
葬礼上,宋美龄几乎不顾形象,哭得眼睛红肿。对于年轻时风姿绰约、无比重视外表的她来说,这样的失态,已经远超旁人想象。
葬礼过后,生活似乎回到旧轨,但很多细节已经悄然改变。贴身护士发现,宋美龄常常独自坐在窗边发呆,看着桌上的电话,许久不语。有时听到有人提起“台湾”、“打电话回去”之类的词,她会微微颤一下,随后低头不言。
在那段时间里,她反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,就是:“没有铜钿了,以后谁还能给我铜钿啊。”听上去像是在念叨钱,实际上,被她叫做“铜钿”的,并不只是那些汇来的款项,而是一整段生活方式、一整群已经消散的人。
对她而言,孔令伟不是普通的晚辈,而是她过去那段权势巅峰岁月的“活证人”。钱可以从别处来,可那种熟悉的语气、那种敢对她撒娇、敢拍着胸口说“我来办”的态度,却再也没人能复制。她真正失去的,是这种心理上的依赖,是一条从上海、南京、重庆、台湾一路延伸到美国的隐形纽带。
人的命运,有时候就拴在几次看似随意的选择上。宋美龄一生精于算计、善于布局,在大事上极少失手,但在对一个晚辈的纵容上,却始终软了心。孔令伟从年轻时的不受约束,到晚年的拒绝治疗,都打着“我愿意”的旗号,却把后果留给了身边最在乎她的人。
试想一下,如果当年适当收一收缰绳,若在她初病时硬拉着去做治疗,结局会不会有些不一样?这个问题,已无人能回答。剩下的,只能是纽约公寓里,那句带着沪上旧味的轻声感叹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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