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引子
1945年10月,上党盆地,老爷岭。
泥泞没过了脚踝,冰冷的雨水顺着斗笠的边缘,汇成一股细流,钻进刘伯承的后颈。
他只有一只眼睛,但此刻,这只眼睛里映出的,是整个太行山的风雨,和脚下这片三万多条性命的修罗场。
地图早已被雨水浸透,成了一团模糊的纸浆。
可那上面的每一条等高线,每一道沟壑,都深深刻在他的脑子里。
他身后,是几万双同样熬红了的眼睛,手里攥着的,是磨掉了膛线的“老套筒”和土制手榴弹。
而他们包围的,是阎锡山最精锐的美械部队,是闪着油光的汤姆森冲锋枪和冰冷的榴弹炮口。
一口小米,一杆步枪。
这棋,真的能赢吗?
整个根据地,都在等他一句话。
01
故事的棋盘,早在两个月前就已铺开。
1945年8月,重庆,黄山官邸。
空气里弥漫着南方特有的潮湿与闷热,山茶花的香气混杂着雪茄的烟雾,浓得化不开。蒋介石与毛泽东的手,在无数闪光灯下握在了一起。
“和平建国”,四个字的分量,压得整个中国都有些喘不过气。
然而,棋盘的另一端,山西太原。
“山西王”阎锡山端着一个宜兴紫砂壶,壶嘴里飘出的不是茶香,而是一股浓浓的算计。他眯着眼,看着墙上那副巨大的山西地图,仿佛在端详一件传世的古董。
重庆的酒杯举得再高,也照不亮他心里的那点阴影。
和平?他阎百川在山西这块地界上,玩了几十年的权术,最不信的就是这两个字。
他信的是枪,是地盘,是实实在在抓在手里的东西。
抗战八年,他的晋绥军龟缩在晋西南一角,眼睁睁看着八路军的根据地像春草一样,从太行山、太岳山蔓延开来,几乎占据了山西三分之二的土地。
如今日本人投降了,那些被八路军占了的地盘,自然该“物归原主”。
这个“原主”,当然是他阎锡山。
一封来自重庆的密电,更是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。电文言辞恳切,大意是“共商国是,维持地方秩序”,可字里行间那股“放手去做”的默许,他阎百川闻得真切。
这就是上位者的游戏规则。桌面上握手言欢,桌子底下,早就踢得人仰马翻。
8月31日,就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第三天,阎锡山的棋子,动了。
晋绥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,率领着三个师,连同一些杂牌武装,浩浩荡荡三万余人,兵分三路,像三把尖刀,直插上党地区。
上党,就是今天的长治盆地。这里地势平坦,物产丰饶,是太行、太岳、中条三大根据地的连接枢纽。更重要的是,这里是八路军的“兵工厂”和“粮仓”。
阎锡山这一招,不是试探,是掏心。
他算准了,八路军不敢打。
一来,重庆正在和谈,谁先动手,谁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,要背上“破坏和平”的骂名。
二来,他瞧不上八路军的家底。他手下的兵,拿的是美国人的援助,开的是美国人的卡车,吃的军粮是白面馒头。而八路军呢?小米饭,破棉袄,“三八大盖”都凑不齐。
这仗,怎么看都是稳赢。
消息传到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,已是初秋。
司令员刘伯承正戴着老花镜,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研究一张军用地图。地图的边缘已经磨损,上面用红蓝铅笔画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记。
政委邓小平走了进来,将一份电报轻轻放在桌上。
“阎老西动手了,来势很凶。”邓小平的声音不高,却像一块石头丢进平静的池塘。
刘伯承扶了扶眼镜,拿起电报,逐字逐句地看。他那只完好的左眼里,看不出任何波澜,仿佛只是在读一篇寻常的文章。
屋子里静得可怕,只有灯芯燃烧时发出的轻微“噼啪”声。
“小平同志,你看,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”刘伯承的手指,在地图上轻轻划过,“上党是我们的心口。他不是要占几个县城,他是要我们的命根子。”
“中央的意思,是尽量争取和平,不要扩大事态。”邓小平点燃一支烟,烟雾缭绕中,他的脸庞显得格外冷静。
这是最难的地方。
打,可能背上破坏和谈的罪名,给重庆方面以口实。
不打,上党一旦丢失,太行根据地将被拦腰斩断,经营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。无数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,就要拱手让人。
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仗,更是一场政治仗,人心仗。
“阎锡山觉得我们不敢打,不敢真打。”刘伯承站起身,在屋里踱步。他走得很慢,地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,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着什么。
“他以为,我们手里的牌,只有小米和步枪。”
邓小平弹了弹烟灰:“他忘了,我们还有人心,还有这太行山的山山水水。”
刘伯承停下脚步,目光重新落回地图上。
那张简陋的地图,在他眼中仿佛活了过来。山川河流,村庄小道,都化作了棋盘上的格子和线条。
“他想一口吃掉我们,那就要看他有没有这么好的牙口。”刘伯承的声音里,透出一股冰冷的坚决。
“通知部队,先避其锋芒,让他们进来。”
“让他们进来?”参谋人员有些不解。
刘伯承的嘴角,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。那神情,不像一个将军,倒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,在给一头闯入陷阱的野兽,留下一条看似生路、实则死路的口子。
“对,让他们进来。上党这个口袋,口子扎得越深,就越不容易出去。”
“我们得给重庆的谈判桌上,送一份‘大礼’。”
一时间,整个太行山都动了起来。
八路军各部开始有计划地收缩,长治、襄垣、潞城……一座座县城被主动放弃。
这在晋绥军看来,是八路军胆怯了,怕了。
史泽波的部队长驱直入,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。士兵们趾高气扬地开着美式卡车,在刚收复的城里耀武扬威,完全没注意到,在他们身后,一张由太行山民和八路军战士共同编织的大网,正在悄然收紧。
02
史泽波很得意。
作为阎锡山的心腹大将,他从未把传说中的八路军放在眼里。
在他看来,战争就是火炮口径和子弹数量的比拼。他坐在襄垣城的指挥部里,喝着从太原运来的好茶,听着手下军官们吹嘘着“共军不堪一击”的战报。
短短十几天,连下数城,兵锋直指长治核心。这份功劳,足够他在阎锡山面前挺直腰杆了。
“共军主力何在?”他问参谋长。
“报告军长,据侦察,共军主力已退往屯留、长子一带,似有死守之意。”
“死守?”史泽波冷笑一声,“一群拿着烧火棍的泥腿子,拿什么守?传我命令,各部休整两日,合围屯留,我要毕其功于一役!”
他太自信了,自信到忽略了许多反常的细节。
比如,他们占领的县城,几乎都是空城,老百姓跑得一个不剩,连一颗粮食都没给他们留下。
比如,派出去的侦察兵,十有八九回不来,仿佛被大山给吞了。
再比如,电台的信号时断时续,与太原的联系也变得愈发困难。
此刻的史泽波,就像一个赌场上连赢了几把的赌徒,红了眼,只想把所有筹码都压上去,赢个盆满钵满。
他不知道,那个真正的“庄家”,正冷冷地看着他一步步走进早已设好的局。
屯留县,一座不起眼的小山村里,刘伯承的指挥部就设在一间破旧的民房里。
墙上挂着的,还是那张被雨水泡过的地图。
“史泽波的先头部队,已经到了屯留城下。”一名参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。
“鱼,进网了。”邓小平掐灭了手里的烟头。
刘伯承却摇了摇头:“还不够。他现在只是头伸了进来,身子还在外面。我们要的,是把他整个人都装进来。”
他的目光,落在了地图上一个叫“老爷岭”的地方。
老爷岭,位于襄垣和屯留之间,是史泽波部队的必经之路,也是其后勤补给的生命线。山高路险,地势极为复杂。
“命令太行、太岳、冀南三个纵队的精锐,星夜兼程,秘密穿插到敌人后方。”刘伯承的手指,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,中心点,就是史泽波的指挥部所在地——襄垣城。
“我们的目标,不是屯留,不是长治,是史泽波的这三万多人。”
“我要断其后路,围其师部,先打头,再斩腰,最后收拾尾巴!”
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甚至疯狂的计划。
用劣势装备的部队,去分割、包围、歼灭装备精良的敌人,这在任何一本军事教科书上,都是痴人说梦。
但刘伯承的底气,不来自教科书。
他的底气,来自太行山的每一寸土地,来自每一个把军鞋藏在米缸里、把情报缝在衣襟里的老百姓。
夜,黑得像泼了墨。
数万名八路军战士,像幽灵一样,在崇山峻岭间穿行。
他们没有汽车,没有摩托,只有一双铁脚板。饿了,就啃一口怀里揣着的又干又硬的炒面;渴了,就捧一把山涧里的泉水。
他们的脚步很轻,除了风声和虫鸣,这支大军的调动,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山下的公路上,晋绥军的巡逻队打着哈欠,手电筒的光柱懒洋洋地扫过,他们丝毫没有察觉,就在他们头顶的悬崖峭壁上,无数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们。
9月10日,一场秋雨不期而至。
起初只是淅淅沥沥,随后便成了瓢泼大雨。
上党盆地的土路,转眼间变成了一片泥沼。晋绥军的美式卡车和重炮,彻底趴了窝,成了动弹不得的铁疙瘩。
史泽波焦躁地在指挥部里踱步,窗外的雨声让他心烦意乱。
也就在这一天,他突然发现,自己和外界的所有联系,都断了。
电话线被剪断,电台里只有一片嘈杂的“沙沙”声。
也就在这一天,四面八方,突然响起了枪声。
枪声并不密集,像是有人在随意放着鞭炮,但却从各个方向传来,仿佛整个上党盆地,都布满了八路军的游击队。
史泽波这才感到一丝寒意。
他终于意识到,自己可能钻进了一个圈套。
“命令部队,立刻向北收缩,打通与太原的联系!”他声嘶力竭地吼道。
但,已经晚了。
八路军的主力,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穿插,像一把烧红的铁钳,死死地卡住了他后撤的咽喉——老爷岭。
03
老爷岭,成了绞索上那个越收越紧的活结。
这里是上党通往外界的咽喉要道,两侧是悬崖峭壁,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古道。
八路军太岳纵队的战士们,冒着倾盆大雨,硬是用血肉之躯,在史泽波的援军和被困主力之间,打下了一根拔不掉的钉子。
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。
晋绥军的增援部队,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,一遍遍地向八路军的阵地发起冲锋。
山头被炮火削平了一层又一层,阵地上的土石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。
守卫阵地的一个连队,打到最后,只剩下了一个名叫王克勤的班长和几个伤员。
子弹打光了,他们就用刺刀,用石头,用牙齿。
阵地数次易手,但每当敌人冲上来,他们就用集束手榴弹,把敌人连同自己一起,从山顶上轰下去。
“人在,阵地在!”这是他们最后的吼声。
山下的史泽波,听着北面传来的隆隆炮声,心已经沉到了谷底。
他成了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。
更可怕的,是饥饿和恐惧。
后勤线被切断,三万多人的部队,粮食只能维持不到三天。雨水泡烂了他们的军粮,士兵们只能挖草根,啃树皮。
大雨还在下,气温骤降。许多士兵没有雨具,只能在泥地里瑟瑟发抖,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。
军心,开始动摇了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包围圈外的八路军。
附近的百姓们,自发地组织起来,冒着生命危险,将家里仅有的小米、烙饼、鸡蛋,一担担地送上阵地。
一位大娘,走了几十里山路,把一篮子热腾腾的煮鸡蛋送到战士们手里,看着这些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,她流着泪说:“娃们,多吃点,打了胜仗,就是给俺们报仇了!”
人心向背,高下立判。
刘伯承的指挥部,也前移到了离战场最近的一个小村庄。
雨水顺着屋檐流下,形成一道道水帘。
他站在门口,用望远镜观察着远处的战况。雨幕中,他那只独眼,闪烁着锐利的光。
“史泽波已经乱了阵脚,他现在唯一的指望,就是阎锡山的援军。”一个参谋分析道。
“阎锡山也在赌。”邓小平接过话头,“他赌我们吃不下史泽波这块硬骨头,只要史泽波能多撑几天,他的援军一到,我们就会腹背受敌。”
这是一个比拼意志和时间的血腥游戏。
谁先撑不住,谁就满盘皆输。
10月初,雨停了。
被雨水洗过的天空,蓝得像一块宝石。
但所有人都知道,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短暂的宁静。
决战的时刻,到了。
刘伯承下达了总攻命令。
目标,直指被分割包围在各个据点里的晋绥军。
攻击的战术很简单,也很有效——围三阙一。
故意留出一个看似可以逃跑的缺口,引诱被围的敌人突围。而在这个缺口的必经之路上,早已布下了层层叠叠的口袋阵和火力网。
这是心理战。
对于已经丧失斗志的晋绥军士兵来说,那个“缺口”,就是求生的希望。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涌向那里,队形混乱,指挥失灵。
而等待他们的,是八路军早已准备好的密集火力和白刃冲锋。
一个又一个据点被拔除,一批又一批的晋绥军缴械投降。
史泽波的主力,被压缩在几个孤立的山头上,成了瓮中之鳖。
他最后的希望,寄托在援军身上。他派人一遍遍地向北突围,试图与援军取得联系,但派出去的人,都如石沉大海。
他不知道,阎锡山派来的两支援军,早就在老爷岭和白马关,被八路军的阻击部队死死缠住,寸步难行。
整个上党,成了一座为晋绥军量身定做的巨大坟墓。
卡点
10月12日,凌晨。
最后的时刻来临了。
史泽波残部被死死地压缩在磨盘垴、关上村一带,这是他们最后的阵地。
刘伯承站在指挥部外,夜风吹动着他的衣角,带来了浓重的硝烟和血腥味。
总攻的命令已经准备好了,只等他一声令下。
但他迟迟没有开口。
他面前的桌上,摆着一份伤亡报告,那上面每一个冰冷的数字背后,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,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。
打,还要牺牲多少战士?
不打,夜长梦多,一旦援军突破防线,后果不堪设想。
这是一道用人命做选项的题,无论怎么选,都注定沉重。
他抬起头,看着远处黑暗中若隐若现的山峦轮廓,那里,是敌人的最后堡垒,也是无数年轻战士即将奔赴的屠场。
“司令员……”身边的参谋轻声催促,时间不等人。
刘伯承缓缓闭上了眼睛,再睁开时,那只独眼里只剩下钢铁般的决绝。
他拿起桌上的电话,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:“告诉陈赓,告诉所有部队……”
03
“……政治攻心为主,军事打击为辅!”
电话那头的陈赓愣了一下,显然没料到总攻前夕会是这样一道命令。
刘伯承的声音透过电流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:“先用喇叭喊话,告诉他们,史泽波已经被我们活捉了!”
“什么?活捉了?”
“对,就这么喊。”刘伯承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,“告诉他们,缴枪不杀,愿意回家的发路费,愿意参加我们八路军的,我们欢迎。”
这是一步险棋,更是一步攻心之棋。
史泽波此刻还固守在磨盘垴,活得好好的。这句凭空捏造的“谎言”,在决战之前,要么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要么就可能因为被戳穿而激起敌人同仇敌忾的决心。
刘伯承赌的,是那三万被围困了一个多月的晋绥军士兵,他们的神经早已绷到了极限。
饥饿、寒冷、恐惧,早已将他们的战斗意志消磨殆尽。此刻,他们需要的不是英雄主义的鼓动,而是一个活下去的理由。
“史泽波已被活捉”的消息,就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,通过几十个铁皮喇叭,在上党盆地的夜空中回荡。
起初,被围的晋绥军阵地还零星地放枪回击,用咒骂来掩饰内心的慌乱。
但当“缴枪不杀,优待俘虏”的喊声一遍遍传来时,一些黑洞洞的工事里,开始有了骚动。
一个士兵,扔掉了手里的枪,踉踉跄跄地举着双手,从战壕里爬了出来。
没有枪声。
他安全地走到了八路军的阵地前。
接着,是第二个,第三个……
人性的堤坝一旦出现裂口,崩溃便只在转瞬之间。
成片成片的晋绥军士兵,扔下武器,像潮水一样从阵地里涌了出来。
史泽波在指挥部里,听着外面越来越响的劝降声和自己部队里愈发混乱的动静,面如死灰。
他知道,大势已去。
他不是被八路军的炮火打败的,而是被那一句诛心的“谎言”和士兵们求生的本能打败的。
他拔出手枪,想到了军人的最后归宿。
但门被撞开了,冲进来的是他的几个亲兵。
“军长,快走吧!再不走就来不及了!”
几个人不由分说,架起史泽波,换上士兵的破旧军装,混在溃散的人群里,朝着包围圈那个唯一的“缺口”——刘伯承为他们精心准备的屠宰场,逃去。
总攻的号角,终于在黎明时分吹响。
那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,而是一场单方面的追缴和收割。
八路军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,冲向那些还在负隅顽抗的据点。
喊杀声,枪炮声,爆炸声,响彻了整个山谷。
史泽波和几个残兵,在一条山沟里被几个抬着担架的民兵拦住了。
为首的老汉,浑浊的眼睛打量着这个脸色煞白、眼神躲闪的“普通士兵”。
“看你的手,细皮嫩肉,不像个扛枪的。”老汉的烟杆,指了指史泽波那双握惯了指挥棒和毛笔的手。
史泽波的心,瞬间凉了半截。
他戎马半生,自诩精明,算计过无数人,却没算到,最后会栽在一个不识字的庄稼汉手里。
天,亮了。
上党盆地的硝烟,正在慢慢散去。
04
战斗结束后的战场,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静谧。
清晨的阳光,照在散落一地的武器弹药上,反射出冰冷的光。
美式的卡宾枪,崭新的汤姆森冲锋枪,还有那些擦得锃亮的迫击炮和山炮,堆积如山。
八路军的战士们,抚摸着这些他们做梦都想拥有的“铁疙瘩”,脸上的表情,混杂着兴奋、新奇,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沉重。
一个年轻的战士,小心翼翼地抱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,就像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。他自己的那支“老套筒”,枪托都已磨得包了浆,此刻被他随手靠在了山壁上。
胜利的代价,同样触目惊心。
担架队来回穿梭,将牺牲的战友,一具具地抬下阵地。
他们大多很年轻,脸上还带着稚气,身上的军装,洗得发白,补丁摞着补丁。
刘伯承走在刚刚收复的阵地上,脚下的泥土,被血浸泡过后,变得黏稠而湿滑。
他什么也没说,只是默默地走到一具盖着白布的遗体前,弯下腰,轻轻地掀开白布一角。
那是一个他还认得的年轻号兵。
他记得,总攻前,这个小伙子还咧着嘴对他说:“司令员,等打完这一仗,俺要用缴获的美国罐头,给俺娘换二斤棉花做新袄。”
现在,他再也回不去了。
刘伯承的独眼里,慢慢蒙上了一层水汽。他缓缓地,替那个年轻的生命,把白布重新盖好。
战争,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赢家。
在临时搭建的指挥部里,他见到了被俘的史泽波。
昔日那个意气风发的晋绥军高级将领,此刻形容枯槁,眼神黯淡,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。
“我败了。”史泽波的声音沙哑,“败在你们的诡计之下。”
刘伯承给他倒了一杯热水,缓缓地推到他面前。
“史将军,你错了。”刘伯承的语气很平静,“你不是败给了我的计谋,也不是败给了我们的小米加步枪。”
“那是为什么?”
刘伯承指了指窗外,那些正在自发帮助部队打扫战场、救治伤员的老百姓。
“你败给了他们。败给了人心。”
“你们的部队开进上党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把百姓当成刍狗。而我们的战士,就算饿着肚子,也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。”
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这个道理,史将军读过的书里,应该有吧?”
史泽波端起水杯的手,剧烈地颤抖起来。他看着杯中倒映出的自己苍老的脸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是啊,他想起了那些对他和他的部队避之不及的眼神,想起了那些坚壁清野后空无一人的村庄。
他一直以为,有精良的武器,就能征服一切。
直到今天他才明白,有一种力量,比飞机大炮,更加坚不可摧。
一份战果统计报告,很快被送到了刘伯承的案头。
歼敌三万五千余人,俘虏史泽波在内将官二十七名。
缴获山炮二十四门,机枪两千余挺,长短枪一万六千余支,弹药无数。
刘伯承看着这份沉甸甸的报告,只说了一句话:
“马上发给延安,发给重庆。”
05
电波,以最快的速度,划破长空。
太原,阎锡山的公馆里。
“哐当”一声,一只他最心爱的宜兴紫砂壶,被狠狠地摔在地上,四分五裂。
“废物!通通都是废物!”
阎锡山气得浑身发抖,他精心准备的一记重拳,不仅没有打在对手身上,反而把自己的胳膊给打折了。
三万精锐,一个月的时间,灰飞烟灭。
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惨败,更是政治上的奇耻大辱。他“山西王”的脸面,被刘伯承这个“独眼龙”按在地上,反复摩擦。
他经营了几十年的山西,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威胁。
他发现,自己引以为傲的权谋和算计,在那种排山倒海的人心力量面前,是如此的不堪一击。
而千里之外的重庆,气氛则更为微妙。
谈判桌上,蒋介石正拿着一份报纸,上面用醒目的标题刊登着“国共和谈,进展顺利”的消息。
他嘴上谈着“和平建国”,心里想的却是阎锡山能从上党传来“捷报”,好让他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,逼迫毛泽东交出军队和地盘。
当上党战役的结果,由戴笠的军统以最快的速度呈报上来时,蒋介石脸上的笑容,瞬间凝固了。
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三万装备精良的国军,竟然被几万土里土气的八路军给全歼了!
这怎么可能?
他身边的幕僚们,面面相觑,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所有人都明白,这一仗,打掉的不仅仅是阎锡山的三个师,更是打掉了国民党在谈判桌上的底气和傲慢。
它向全中国,乃至全世界宣告了一个事实: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,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他们有能力,也有决心,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。
当毛泽东再次走进谈判会场时,他能清晰地感觉到,对面那些人的眼神,变了。
少了几分轻视,多了几分忌惮。
上党战役,就像一颗精准投掷的石子,在重庆这潭看似平静的政治湖水中,激起了巨大的涟漪。
最终,1945年10月10日,《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》正式签署,史称“双十协定”。
虽然这份协定后来被撕毁,但在当时,它为共产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政治上的主动权。
上党的天,彻底晴了。
刘伯承站在老爷岭的山顶,俯瞰着这片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土地。
他的身后,是一支崭新的部队。
战士们身上的衣服还是旧的,但手里的枪,已经换成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。
缴获来的大炮,被擦拭一新,炮口昂然指向天空。
一个崭新的时代,正以一种谁也无法预料的方式,拉开了序幕。
结尾
风,吹过太行。
吹过无名的坟冢,也吹过田埂上新发的绿芽。
几十年后,当人们谈论起那场决定命运的谈判时,或许会忘记上党这个名字。
但历史的棋盘上,每一颗棋子的落下,都早已在看不见的地方,标注好了它的分量。
天下的归属,从来不问枪炮的新旧,只问人心向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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